心靈故鄉

大安雖然廣受那時韓國佛教界爭議和評判；不過，依據《宋高僧傳》（T50, 2061, p.730, b5-7）記載：「大安者不測之人也，形服特異恒在市廛，擊銅鉢唱言：大安！大安之聲，故號之也。」大安修行境界是無法推測的，祇因為特異形態和服裝，經常遊化城邑中並唱出大安而得名。此外，有關大安和尚的傳聞異事，《宋高僧傳》卷40，亦有龍王請求大安編著《金剛三昧經》的記載^[1]。大安修證到底到那種程度，我們無法給予最後定論；不過，我們或許可以論斷：是否大安已經覺察，元曉是一位可以擔任佛法傳播到庶民大眾責任；所以，一方面希望他負擔起佛法平民化的工作，一方面則想要打破當時佛教僧伽心中充滿階級分別的風氣。此種不平等教化風氣，從該片對話裡看見端倪：

心常：你們曲解大師父的崇高心意了。

僧人乙：嵩高的心意？

僧人甲：他一天到晚跟那個破戒僧大安喝酒、唱歌作樂，這算什麼嵩高心意？不但如此，他還給那些髒亂的乞丐講經，一起唱歌跳舞，這是佛門弟子該做的事嗎？你如果有嘴巴，就轉告他吧！驕慢浮淺的人是成不了道的，這才是敎法的原理。還站在這裏幹什麼？還有什麼話要說嗎？

佛陀教化眾生對象，至始至終都沒有貧、富、貴、賤的區別，凡是渴望遠離煩惱痛苦而願意聽聞正法教者，釋尊總是不厭其煩地為其演說。然而，那時新羅佛教界卻存在階級分別，僧伽們認為：下等階級，像乞丐之類的貧、賤百姓，沒有資格聽聞佛法；而教化下層階級成為是驕慢與浮淺；此種態度，完全違背佛陀旨意。如同釋聖嚴在〈元曉、義湘傳序〉( Y）說：「寫宮帷鬥爭、三國戰亂、高僧們的胸襟、凡僧們的矛盾、佛教徒的流俗風氣，把人性的優劣，赤裸裸的剖析，都很討喜。」高僧們偉大胸襟必須是無我的精神，及學習佛陀視眾生一律平等的特性；凡僧們可能口裏高談著根本倫理，而心裡卻拿著一把戒尺衡量他人，無法捨棄對自我觀念，因此在社會環境與佛教倫理之間產生矛盾，好像不能認知佛教是從時空的無限裏，體認眾生平等的真諦；並且把整體眾生視為自己的父、母親，這即是佛教倫理觀念的擴大和圓滿（釋印順 學佛三要15p108~109）。

要飯也有它的道法，依照佛家的解釋來說：第一，對給我們飯的人，要有感激之心；第二，一家只要求得一餐飯就夠啦。不要想再多求幾家；第三，找了六家都找不到飯吃的時候，就不要再乞求了，應該餓著肚子，好好地自我反省；第四，叫了好幾聲，主人卻仍不出來的話，那就不說二話地再到別家去；第五，不要分有錢人家或窮苦人家。不能只貪求有錢人家的飲食。還有，最重要地是：永遠祝福誦念給我們東西的人家的功德。你們聽懂了嗎？

將佛教比丘／比丘尼「七家乞食法」倫理觀念，擴大至乞丐們的乞討法。其目的在於不分貴、賤的眾生平等性，以及不令布施者生起譏嫌和煩惱心；此種說法模式，何嚐不歸列於時空環境、聽法者對象所作的一種傳播？佛陀制定七家乞食法目的，除了防患乞食者的貪欲外，並且希望讓眾生得以因為布施因緣獲得福利。^[2]假如我們仔細地分析元曉教育乞兒們的七家乞食，應該會發現它包含了：感恩、知足、反省、不瞋恚、不令他人生惱、無分別、不貪、和祝福。教化乞兒的感恩和祝福等幾點要義，不正是佛教基本倫理和世間倫理的基本規範嗎？此外，當佛教教義融合日常生活作息中，教化每個人在平常生活裡能夠守己本分，不讓他人生起煩惱，何嚐不也是一種自利、利他的菩薩根本倫理精神？在把通俗、易懂佛法帶給平民百姓，促進更多人們能夠獲得佛法滋潤，這正是佛陀畢盡一生說法目的，同時促使佛法傳播的普及化更加地圓滿。

元曉離開僧院、深入民間以後，可以說把佛法普及化，運用平民百姓理解和適應模式傳播開來。特別地，他必須承受那時其他同道的異樣眼光，突破傳統韓國佛教下層階級百姓不能往生錯誤觀念；此種適應遠離僧院，以處處是道場的平民化傳教，需要以諸法無我為著立點；否則，以高傲與自我態度，不但遭遇到僧眾們的鄙視，還要過著顚沛流離、和忍受飢寒生活；如果不具備「無緣慈、同體悲」的菩薩精神，他教化眾生的另類以人為本的人倫典範，應該是難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