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涅槃寂靜：再度回歸僧院的僧團倫理

僧院生活需要遵守僧團倫理規範，僧眾同時必須負起佛法傳承責任，最終目的在實現寂靜涅槃；此外僧院亦具有世間人們精神寄託的社會功能；因此，從社會層面考量，寺院必須容納各類階級人們，如同大海能容納百川。也唯有各階層都能夠進入寺院情形下，佛法方能普遍化、全體眾生都浸潤在佛法大海，《楞嚴經》中「如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的菩薩行者之理想才能實現。

元曉走向人間，除受到大安影響外，應該是發自心靈深處那份「不忍眾生苦，不忍聖教衰」的體悟。因為他（西元617~686）住世時的韓國佛教尚未完全普及民間；儘管新羅佛教在第十代訥詆王（西元417~457）時期已經傳入；但到了第二十四代真興王（西元534~576），一般士紳才開始歸依、尊崇佛教（釋聖嚴）。至於佛法普及民間狀況，就像劇情內元曉遊化平民百姓之間遇到的民婦，對於佛教完全沒有概念，乃至認為西方淨土唯有官員和高僧們可以往生，其他下層階級是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，可見佛法，幾乎沒有深入、紮根於民間。另外，寺院僧眾們也認為平民階級到僧院，會玷污佛門淨地；此種強烈階級制度，不僅抹殺眾生學習佛法善根，可能導致佛法走向衰微。元曉和大安相處期間似乎體悟到佛教僧團弊端，並對佛法有些更深層體悟，因而決定走入塵世：

元曉坐在湖前冥思：所謂的悟道之路，並非遠離塵間，而是走入塵間。不管進入多麼深遠的高山，一樣是這塵世的天，這塵世的地；釋尊所謂遠離塵世的教誨，乃意味著遠離塵世的愛著。走吧，走向有哭有笑的人間煩惱找尋哭與笑的根源。

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；離世覓菩提，猶如求兔角。修行與塵世是不即、不離的，離開人間而談論修行，似乎已經偏離佛陀教法。元曉獨自思維釋尊教導，領悟真正遠離世間的修行並不是離群索居，而是遠離世俗愛染執著；此外必須從世間喜、怒、哀、樂的情緒裏拔除煩惱根源；換言之，即是「煩惱即菩提」。可能由於他對「遠離塵世」意義領悟，決定走向人群；在遊化期間深耕力行所謂煩惱與菩提真義，並把整體宇宙大地做成弘化與修行道場；如此，不僅讓社會大眾有接觸佛法因緣，同樣也為自己的解門奠下深厚基礎：

寺僧A：元曉大師不但活著，還編譯《金剛三昧經》。

寺僧B：居然還活著，還會跟我一樣譯《金剛三昧經》。

寺僧A：你不要笑。聽說他這段期間都深入民間為眾生說法，從入世的苦行中體悟佛法的精義。因而可能比你更早譯定《金剛三昧經》。

寺僧B：不是貧僧愚昧，乃因經書太難。你去轉告元曉，你跟他說唐國的高僧不過花了二年的時間，就譯成《金剛三昧經》。

寺僧B：所以他並沒什麼了不起。

寺僧A：師兄千萬不要藐視人家。

佛法精義不鼓勵苦行，也不讚同以多聞為主；但卻強調解、行二門同時並重，經過聽、聞，隨後思維法義，再實際履行教法，如此體驗出的佛法有別於純粹鑽研者。元曉由於對往昔學習的佛法，透過苦行去體悟佛法精隨，爾後再度回到僧院並翻譯大安託付的《金剛三昧經》，最後譯註結果應該被那時韓國佛教有些寺僧肯定的。然而，假若我們從另一位留學僧人應該不難得知：西元6百年前後的韓國佛教界，雖然興起一股留學熱潮，^[1]但有些留學僧應該還是以理論為根據，而沒有實踐修行體驗；也因為單純以慧學為主軸的學問僧，僅僅在義理上專心研究，可能產生對較深奧義理無法確實地契入；此外他們也可能藐視以重視實踐為主的實證僧。最後，佛教僧團或許會發生學問僧與實證僧彼此相互對立現象。此種現象，好像寺僧B得知元曉在註釋諸法空、真如、及如來藏思想的菩薩出世間渡化眾生的法寶時，不但沒有讚歎，或認知自己不足；出乎意料地反而責怪《金剛三昧經》太難以理解。誠如釋印順（平凡的一生 41, P50）說：「學問是好事，每病在一慢字。」正是寺僧B展現的高傲姿態。因此，如何平衡佛教學問和實證生態環境，讓以學問為主軸的佛弟子如何將所聽、聞的佛法如實地運用於日常生活，而以實證為著手處者也不會忘記研讀經教，或無論重解或偏行者都能夠彼此相互尊重，不生起驕慢心應該是重要的。